一个复读生在信里写道:“京大哥哥编的资料就是不一样,例题都带解题思路,比老师讲的还清楚。”
放假的时候纪君善干脆在县城租了个小门面,挂了块“京大高考咨询处”的牌子,雇了两个高中毕业生负责收发信件、邮寄资料。
他还搞了个“订阅服务”:一次性订全年资料,送一本京大的明信片。
这个点子戳中了很多学生的“名校情结”,不到三个月就收到了两千多份订单,光邮费就赚了八百块。
大二那年,政策有了新动向:允许个体工商户经营小商品。
纪君善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大机会。
他从银行贷了五千块钱,在县城租了个门面,开了家“新潮百货店”。
别人进货都去省城,他却跑到广州。
在广州的小商品市场,他发现电子表、蛤蟆镜、的确良衬衫正流行,但县城里还很少见。
他一口气进了两百块电子表、五十副蛤蟆镜,还有十大捆的确良布。
运回县城时,海关查得严,说他“倒卖紧俏商品”,把货扣了。
纪君善不急不躁,拿出学生证和学校开的“社会实践证明”:“我是京大学生,搞城乡经济调研,这些是样品,用来研究不同地区的消费差异。”
他还跟海关人员算了笔政策账:“现在鼓励搞活经济,这些商品在广州过剩,在我们县城稀缺,我运回去是调剂余缺,符合政策导向。”
海关人员被他说动,最终放行了。
百货店一开张,果然火了。
电子表卖十五块一只,进价才三块;蛤蟆镜更是被年轻人抢着要,原价八块,被炒到二十块。
纪君善却没趁机抬价,反而规定:“每人限购一件,保证人人都能买到。”
他有自己的盘算:口碑比短期利润重要。果然,“新潮百货”的名声传开了,周边县城的人都来进货,他顺势做起了批发,利润比零售还高。
开学的时候,他请杨阿四帮他看店。
与此同时,他在县城的生意也进入了“滚雪球”模式:百货店开了三家分店,罐头代理扩展到五个地区,运输队专门给他跑货运,甚至连县印刷厂都成了他的合作伙伴——帮他印罐头包装和租车点的收据。
有一次,他听说国家要发行国库券,利息比银行存款高。
当时很多人不懂国库券,觉得不如现金实在。
纪君善却在经济学课上学过:国库券可以流通,还能抵押。
他果断拿出所有积蓄,又动员家里人和村民们买下十万块国库券,说:“这东西比钱还值钱,以后准能翻倍。”
别人都笑他疯了,他却沉得住气。
一年后,国库券果然开始在市场上流通,价格一路上涨。
纪君善在涨到原价的一点五倍时全部出手,光这一笔就赚了五万块。
不仅如此,他蹲在县电影院门口看了三天发现一个规律:每天下午场的电影散场后,总有一群年轻人围着卖冰棍的小贩闲聊,嘴里念叨着“要是能听首邓丽君的歌就好了”。
那时候邓丽君的磁带在县城还属“稀罕物”,供销社偶尔进货,刚摆上货架就被抢空。
纪君善心里一动:他可以搞精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