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权衡一番后,他还是决定派遣一千精卒前往,让彼此的关系更加紧密一些。而这一千名精卒在抵达京口之后,便也成为了南北分裂以来,北朝军队
律己律人
临近年尾,长安城中人事变得越发繁忙起来。因为这是新朝的事情。
所以接下来,富得流油的河北沙门们又给新兴的大唐政权狠狠加了一波油!
备战辽东
过去这一年里,虽然大唐所掌控的疆土与统治的人口都获得了极大的增长,可是对于年底所得钱粮赋税的收入预判上,朝廷有司却仍然不太乐观。
事实也的确如此,新增的土地和人口在今年之内还仅仅只是完成了编户均田的初期工作,甚至都没来得及正式的投入生产。
所以这一部分籍户的增长,朝廷非但不能直接获得赋税收入,来年甚至还要预留一部分财政收入,用以帮助这些新籍民们恢复生产,像是粮种、农具和牲力等,都是需要各地官府筹给的。
朝廷针对这些地方的百姓还有赈济安抚的政策,在未来的三年之内,各家租调都不会足额征收。即便是收取上来的赋税大部分也要留用当地,进行一些水利、垦荒以及其他惠民工程的建设。
所以在朝廷的行政计划当中,起码要到未来三到五年的时间里,朝廷才会开始在原北齐故地获得可观的钱粮赋税的收益。而在此之前的各种收益,都还要直接投入进当地的管理和建设中去。
不过因为有着河北佛爷们这个群体存在,使得朝廷从河北获得收益的时间大幅度提前了,甚至在当年之内便实现了非常可观的盈利。
邺城的经试结束之后,祖珽便又踏上了肃清河北寺庙的道路上。这一次便不再是简单的察访,而是有着当地官府和军府双重配合的行动,大凡寺庙中的僧徒没有通过经试获得度牒,寺庙便要被要求进行整改,或者干脆予以取缔。
这些肃清整改的工作完成后,效果如何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的观察。但是顺带手的收获,却是已经丰厚的令人咂舌。
日前朝廷分遣括户使进行巡查括户,所针对还仅仅只是寺庙所荫庇的人口与土地,而如今针对寺庙本身的肃清,则是直接触动挖掘到了这些寺庙多年经营下来的财货积储。
抛开其他各种还无从计量的财物不说,单单其中便于统计的谷米粮食,河北诸州寺庙所查抄累加起来的数量便达到了一千三百多万石之多!
这个数字固然很惊人,但当摆在李泰面前的时候,他却也没有因此而感到多么惊讶,因为类似的事情对他而言已经不是
剑指会稽
征服江东在统一天下的大业中,绝对是最为重要的一步,其意义之大甚至超过了攻灭北齐。
毕竟东西分裂的时间要远远短于南北的分裂,而且东西之间本属同源,只要消灭了北齐上层统治阶级内的一些顽固分子,中下层士民的统合就要顺利得多。
但是南北情况则恰好相反,南朝上层不乏审时度势、或者说见风使舵之人,但是中下层对于江东自治的执念则比较顽固,对于北朝势力有一种发乎本能的抵触,而数年前的侯景之乱又进一步的加重了这种妖魔化的认知与刻板印象。
李泰自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对于征服江东自然也有包括武力收服在内的一系列构想。不过他也并不把江东南陈政权当作什么敌对异国来看待,所思所想都是以最小伤亡代价来平定江东。
之前他扶植陈昌返回江东继统,也是在这种思路之下所采取的举措之一。他希望能够以陈昌为首的南陈政权来维系江东表面上的一个和平,并且大唐借助南陈朝廷而逐步渗透和增加对江东时局的影响力,尽量降低江东士民的抵触情绪。
这计划在进行初期还是比较顺利,大唐与南陈方方面面都在加强合作,彼此间的人员和物资的流动也非常的通畅,相处的可谓是其乐融融。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模式的弊病还是显露出来了。大唐针对长江下游的江东地区的影响,一直都集中在其京畿建康地区,迟迟难以向其他区域辐射开来,尤其是江东核心的三吴地区,非但没有加深对大唐的认知与好感,反而还越发的抵触和抗拒。
这样的情况,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陈昌的无能所造成的,尤其他对陈蒨的一再纵容、或者说完全的无从控制。大唐与南陈朝廷的亲密同盟非但没有化解三吴士民的敌意,反而成为陈蒨在三吴地区兴风作浪、聚结势力的一个工具。
由于大唐还要保持与南陈朝廷的同盟,也难以越过南陈朝廷直接插手三吴事务,这就使得三吴之间的反唐风气越来越浓烈。双方之间这种同盟合作的关系非但已经无益于事,反而还成为了一种拖累。
所以之前当岭表的变乱影响到大唐在长江中游南岸的人事布置后,大唐仅仅只是借用了一个南陈求援的名义,将南川还给南陈作为交换,获得了在岭表桂州独立活动的空间。
不过除了跟南陈朝廷保持结盟互动之外,大唐暂时还找不动更好的介入江东时局的渠道。尤其是在北方战事告一段落、国事整体进入一个休养生息的阶段后,直接大规模的用兵于江东条件暂时也还不成熟。
陈昌作为南陈的君主,尽管对于大唐是有着很深的依赖,但从其自身立场而言,对于大唐还是保持着必要的警惕与戒备,是不可能彻底的放弃底线,任由大唐的势力进入江东内部搅风搅雨。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直接发兵渡江的话,大唐一时间也是很难找到一个新的介入江东时局的方式渠道。而徐度这个坐镇江表重镇的南陈军头选择向大唐归义,无疑就提供了一个极佳的选择。